肖耿：自由贸易港的应有模式与当前民营公司的最大风险
2019-05-21 00:00:00
肖耿丨天美制作果冻视频教授、海上丝路研究中心主任
民营公司目前面临的最大风险实际上不是商业风险，而是地缘政治及政策风险。国有公司、跨国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但它们的规模大，有更多资源去应对。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过去十二个月，中美关系发生巨大变化，对过去四十年形成的稳定的地缘政治及政策环境冲击非常大。过去我们都在学西方，我们做的事情西方也从不担心，对西方的市场价格及市场制度也没多大冲击。但现在美国精英、公司家、两党一致认为中国经济规模太大，未来发展不知会走向何方，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使他们产生恐惧及不安全感，加上他们国内收入分配不平等，还有新技术的冲击，美国及其它西方国家目前面临很严峻的内部挑战，但它们的政客往往将国内的所有问题归结为来自外部，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挑战。在这种新的国际环境下，我们的民营公司和国有公司都需要重新思考未来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大部分民营公司主要还是需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主要是从技术层面来了解消费者的需要，满足老百姓追求幸福生活的要求。
从国家政策角度来看，中国面临叁个方面的挑战：第一，过去四十年，我们一直没有担心国家安全问题，因为这方面挑战是有，但不是很突出。但是现在所有公司都受地缘政治及国家安全的影子价格不断上升的影响，问题就变得非常突出了；第二，满足老百姓追求幸福生活的挑战是全球性的。这对民营公司的未来发展冲击会很大，如果公司不能做到全球第一，在越来越开放的环境下，可能就没有市场份额。中国最大的优势是老百姓追求幸福生活的市场规模非常大，如果能够利用这个市场做到全中国第一，公司就有实力跟美国、欧洲、日本竞争。如何从质量上和效益上去提高老百姓幸福生活水平是需要我们公司与政府花大力气去研究及实践的，这是未来提高整个国家竞争力的基础及突破口；第叁，国际秩序在改变，改变的负面影响对中国影响越来越大，可能与其它国家比更大，因为我们的中产阶级人口最大，经济体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最大，想不去影响都不行，国际秩序的所有方面将来对中国都会有严重的制约及影响。中国需要平衡考虑如何应对这叁个方面的挑战，因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这叁方面的工作会有相互矛盾的地方。
面对挑战，我们该怎么做
现在中国和西方的互动，包括合作与冲突，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几百年来，中西方能够和平融洽共存的一个典范，也是个特例，就是香港及新加坡。这两个城市在过去一百多年的东西方互动过程中，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及文化基因去粗取精后吸收进来，在华人占多数的社会里实践，取得空前的成功，这是非常宝贵的。未来40年中国现代化成功的一个关键，是如何从香港和新加坡的成功吸取经验与教训。美国精英目前最大担心就是不知道中国会走向何方，中国的文化、政治体制跟他们非常不一样，而且两者的差距不太可能缩小太多。但中国的一些城市，如深圳、广州、上海，却越来越像香港。因此，从生活方式、经营模式、及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来看，中西方的城市与城市群是完全可以融合及相通的。为了促进这个融合，中国可能需要有一个离岸经济圈，也就是一个世界级开放的中国城市群超级特区，理想情况可以包括香港、澳门、大湾区、海南及遍布全国的一些自由贸易区。中国的离岸经济圈属于一个缓冲区，可以吸引西方优秀的人才，留住中国人才，还有全球聪明的资本、优秀的公司。在未来40年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中西方的互动，包括深度合作及严峻冲突，都可能导致危机，不管是贸易摩擦、金融危机、还是军事冲突。在这个互动过程中，中国从战略上来看需要缓冲区，缓冲区的特点是经济上彻底开放，让西方的、中国人、钱、技术、公司可以在一个开放、包容、法治及市场化的生态体系内合作共赢。
海南自由港建设在加速，目的是建设成全球最了不起的自由港，在地缘政治、经济、社会及生态可持续发展方面矗立一个榜样。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看，海南如果不跟大湾区结合，不跟马云提出的现代科技结合，不超越现有的体制约束，是不容易成功的。因此，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胆子要大一点，从货币、金融、高科技、环保等各个方面超越中国现有体制，建立全世界最好的制度，用最好的设计、最开放的态度、最务实的行动来体现大国的风度与气概。
(本文为肖耿教授在1月19日在深圳召开的“南海战略研究会第1期专家分析会”的现场发言，并经本人授权转载，原载于“海南省南海战略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