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耿：西方批评者看不到的中国
2019-04-08 00:00:00
沈联涛（Andrew Sheng）、肖耿（Xiao Geng）
香港—华盛顿似乎已经形成对于中国的两党共识：美国面临着一个操纵贸易、极权、盗窃知识产权的对手，并在战略上威胁到美国及其盟友，因此中国必须受到惩罚。但这个共识与事实不符，而中国的成就与贡献应该得到理解及承认。
近几十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绿色发展、及创新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启动以来，八亿中国人摆脱了极端贫困。从中国以及世界发展经验看，这一成功主要来自当局的务实及灵活的决策方法，即不断试错并及时调整政策。
在西方，人们通常认为民主选举是保证政府对其政策负责的关键。与西方流行的信念相反，中国的治理方法是支持务实的结果问责，而不是形式上的选举问责。证据表明，中国的决策实际上在不断回应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反馈。在得到新信息后，中国领导人能够纠正错误并更新过时的措施。
这种通过反馈来不断调整政策的传统，从1998年3月以来，体现在每年春天在北京举行的两会上，即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在这些会议中，包括总理和重要部长在内的国务院高层官员会起草详细报告，分析中国面临的挑战，并为下一步改革开放制定蓝图。
其结果会与出席会议的代表分享，并现场向数千名官员代表和同等数量的中外记者发布，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两会是观察了解中国决策和治理演进的重要窗口。
在最近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上，中国决策者权衡了西方流行的标准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型的利弊。基于商品、资本、信息，有时还包括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的发展模式一直被发达经济体和它们所领导的国际机构追崇，并认为扩大这些自由就会自然而然为所有人带来更好的结果。
但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型的流行也带来了一些严重的意料之外的后果，包括环境破坏、不平等加剧、新的垄断（特别是在科技行业）等。从社会心理角度看，全球化和开放导致不同文化传统下的大众不安全感大增。随着人们对发达经济体推崇的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日益失望，鼓吹这些发展模式的专家和精英也渐渐失去社会的信任。
面对这些焦虑，理性经济人演变为感性政治人，并不断落入民族主义、部族主义、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陷阱。其结果是贸易冲突升级，孤立主义加剧，反移民情绪高涨，基于现代货币理论的扩张政策流行，导致大幅增加社会支出的呼声高涨。
对中国来说，这些西方社会内部的困局形成了很不友善、更带有敌意的外部环境。在中国增长减速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决策者们的焦点集中于如何在确保经济、金融和社会稳定的同时进一步重振活力。
尽管中国面临诸多挑战——包括债务-骋顿笔比率高企和股票市场波动——中国领导人表现出十分的定力，不断根据反馈来平衡调整政策，确保有能力稳步迈向中国既定的长期发展目标。2018年中国消费物价指数通胀在2.1%。城镇就业岗位增加1,360万个，为只有5%的失业率奠定基础。平均每天都有18,000多家新公司成立。中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支付头寸也大体保持平衡。
这是因为中国采取了全面的、不断根据反馈调整的务实战略来改善生活和工作质量，减少贫困，降低小型民营公司税务和监管负担，并大力推行绿色、创新、开放和可持续的增长。比如，去年中国平均关税从2017年的9.8%下降到7.5%；新增高速铁路里程4,100公里；1,400万农民工获得城镇长期居住资格；削减税费措施让公司成本降低大约1.3万亿元。
今年，中国当局宣布准备将公司税收和社保负担再降低2万亿元，增加财政赤字至骋顿笔的2.8%（增量为骋顿笔的0.2个百分点），以抵消保护主义导致的全球通缩的威胁。此外，全国人大通过了新外商投资法，降低了境外投资者的市场准入壁垒，并持续改善知识产权保护。
许多西方国家牺牲经济人满足政治人，而中国领导人则在试图同时满足大众在这两方便的要求。他们知道，忽视政治人的需求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和分裂。但他们也知道必须对内部结构压力和瞬息万变的外部地缘政经环境做出恰当反应，实现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并非所有的决定都会是正确的决定。但在中国，错误出现后，当局会依据内外反馈跟进政策的调整。这样的问责形式并不完美，但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成绩从任何标准来看都是领先的。
沉联涛：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所杰出研究员，鲍狈贰笔可持续金融顾问委员会成员
肖耿：天美制作果冻视频教授及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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