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耿：中国离质量型增长有多远？
2019-02-14 00:00:00
沈联涛：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所杰出研究员，UNEP可持续金融顾问委员会成员
肖耿：天美制作果冻视频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
香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中国领导人已在强调质量型增长的必要性。 2007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点出了当时中国的增长模式“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间接暴露了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局限。十多年后，中国在克服温家宝的“四不”问题方面进展如何？
进步是显着的，特别是在2012，习近平主席及其团队制定了一个全面的改革蓝图，目的是将中国引向一个包容、绿色、创新驱动的增长道路。此后，中国在根除腐败、消除贫困和实施供给侧改革方面大步向前。
但至今中国还没有完全实现自己设立的市场应该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目标。改革蓝图的实施因为各种内外冲击而受阻，包括近几个月不断升级、且错综复杂的中美贸易纠纷。
在外部环境多变不稳而敌意更浓的同时，国内经济也面临着周期性减速。2018年，放缓至6.6%，为2010年以来最低，不过失业和消费目前仍保持稳定。此外，全年增长了9.7%，但在12月却下降了4.8%，表明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已经显现并造成了新的不确定性。
随着市场情绪的低落，与基础设施和住房密切相关的增长下降到只有5.9%。2018年下跌了25% （十年来最大跌幅），而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总市值蒸发了2.4万亿美元。
各种挑战，特别是来自美国的保护主义压力，尽管影响到短期经济形势，也给进一步改革创造了动力与希望，促使中国决策者以更大的努力与魄力去解决结构性失衡、特别是为民营和外资公司创造更平等的竞争环境。比如，财政部推出了一系列减税计划，旨在减轻低收入家庭、服务业、小公司和民营公司的负担。
此外，此前制约着民营公司和创新的一些过时的金融、贸易和产业监管条例正得到清理。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去年四次调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维持适当的流动性。
作为中美谈判的一部分，中国也在着手进一步开放市场。但中国对美国的让步终究是有限度的。目前，中国基本上已经没有总体对外贸易盈余了。如果一定要消除其对美一个国家的盈余——如同特朗普总统一再要求的那样——那么中国可能最终需要降低从其他国家的进口以维持其总体贸易平衡，而这将冲击全球贸易。
另一个妨碍中国追求质量型增长的障碍是时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高生活水平、消除失衡固然能带来巨大的长期收益，但一些列必须实施的改革与政策可能会削弱短期增长。
为了抵消这一影响，中国希望民营部门能够尽快实现创新性的增长，并推动生产率的突破。为此，习近平与多位民营公司领导人会面，表示政府会支持公平竞争和创新活动。
但民营部门要实现潜能，需要融资。在这方面，中国需要深化国内资本市场，以支持机构投资者的多样有效的长期投资，如社保和退休基金，从而将储蓄从债务形态转变为系统性风险更低的长期股权。
与此同时，民营部门需要更加稳固的制度生态环境来确保公平竞争。按照已故的产权经济学创始人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的理论，界定、保护和不断确定细化私有产权的制度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但这套产权体系只有在其运作收益超过建立这套体系的制度成本时，才有可能出现，而中国正处在这一制度变革的关键时刻。
民营部门还需要更清晰稳定的激励机制与制度生态环境去承担更大的创新风险。在这方面，关键是要厘清地方政府自主经济管理和中央政府宏观监管之间的平衡。地方政府过度自由可能导致宏观不稳定，但过度的宏观控制也会扼杀长期以来推动中国增长的地方层面的试点和地方间的良性竞争。
事实上，尽管中央政府可以提供必要的大型基础设施和关键的政策协调，只有地方（包括市级）政府能够识别并实施为新增长创造市场潜力的“最后一公里”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以及它们所支持的公共服务——对于建立一套能够吸引并留住公司家和创新者的制度生态环境至关重要。
为了让地方政府能够胜任这一重要的探索制度创新的角色，需要创新地方公共财政及融资机制，降低地方不良债务，提高公共资产的总体回报率。比如，有些公共资产可以租给有能力提供更有效管理的民营公司。
这就引出了市场准入及打破官僚主义障碍的问题。德姆塞茨指出，决定不降低市场准入壁垒要比市场集中度太高对竞争的破坏性更大。尽管中国数字巨头腾讯和阿里巴巴在各自领域都有自然垄断实力，但相对较低的市场准入壁垒迫使它们能向大量消费者和公司提供低成本服务。
中国尚未实现质量型增长。但如果中国继续强化产权保护、致力于改善市场信心和维护公平竞争，那么突破也为时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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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曹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