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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耿: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2018-11-19 00:00:00


 

肖耿 | 天美制作果冻视频教授、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会长

粤港澳大湾区有什么特殊?为什么重要?

  粤港澳大湾区包括广州、佛山、肇庆、深圳、东莞、惠州、珠海、中山、江门9个广东省的城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大湾区经济总量已达1.4万亿美元,相当于香港的4倍多;面积有5.6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香港的5倍多;人口近7000万,相当于香港的6倍多。

  大湾区城市群建设已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具有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叁个关税区、及多个极具特色且互补的核心城市,包括全球领先的贸易金融与服务枢纽城市香港、中国领先的创新技术城市深圳、中国超级消费与贸易城市广州、全球制造业供应链基地城市佛山与东莞、及全球领先的博彩娱乐城市澳门。

  大湾区已经是继纽约、旧金山湾区、及东京之后,世界第四大湾区,有潜力成为最有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有希望在未来同时具备纽约金融中心、旧金山创新中心、及东京制造业中心叁个功能的世界级超级大湾区。

  10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港珠澳大桥开通仪式,而大湾区规划也即将正式公布。大湾区建设将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在“一国两制大框架下大湾区的2个特区及9个内地城市如何去除各自瓶颈、挖掘各自优势潜力、引领大湾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金融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及深远的意义。

香港的优势在哪里?

  内地最想要的东西香港都有,包括廉政、银行、资本市场、教育、人才等等。反过来,内地城市也有香港最想要的东西,比如土地、市场等。因此,香港最大的优势就是与内地城市高度互补。

  香港拥有导致西方市场经济体制成功的所有好的基因,大陆最缺也是最想要的市场经济基本要素都可以在香港找到,例如廉政公署(具有全球反腐最成熟最成功机制)、股票市场(香港交易所近年滨笔翱集资额超过全美,也超过内地上海与深圳交易所之和)、银行(以香港为基地的汇丰银行是全球最稳最可信赖银行)、法律与会计服务(香港的普通法及仲裁机制得到国际社会尊重及信赖)、货币(港币与美元挂钩,但更重要的是香港特区政府实质上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更无财政赤字,其财政储备超过财政预算2年半,接近香港骋顿笔一半,导致香港特区政府财务信用极好)、全球商业及文化网络(香港与欧洲、美国、亚洲、及中国内地都有根深蒂固的商业与文化联系)。

  因此,中国历来的领导人都视香港为宝贵的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软件”的供给源之一。这些软件要素包括独立的司法、强力反腐机制、稳定的货币、世界级的资本市场、高质量及国际化的教育体系、及高效成熟的城市管理机制。香港的“软件”是对中国迅速增长的“硬件”的极好补充。例如,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股市债市连通机制成功地将香港世界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发挥出来,不仅可以支持中国城市集群的发展,也会促进“一带一路”发展所需要的离岸融资功能。

香港面临的瓶颈与挑战在哪里?

  香港的主要发展瓶颈是其地理空间及本地市场规模的限制,而这些限制香港自身难以破解。香港大学的毕业生目前的收入比25年前还稍低,可香港的房价25年间已经翻了3到4倍。香港大学的助教有的不得不住在深圳,因为他们2万港币的工资难以承担高得离谱的房租。就连香港大学的教授如果仅凭其工资,终生也买不起一套150平米的公寓。香港的成功导致了它的房价上涨,将香港一步一步推向了纽约“曼哈顿岛”发展模式。纽约“曼哈顿岛”背后有整个纽约湾区广大的地理空间支持,但香港到目前为止还无法有效利用粤港澳大湾区广阔的地理空间为其居民及公司提供生活及运营支持。

  正是由于整个纽约湾区的支持,“曼哈顿岛”内的高房价才不会成为“曼哈顿岛”及纽约湾区发展成世界顶级湾区的瓶颈。“曼哈顿岛”内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如果在曼哈顿找不到高工资的工作,他们可以选择去一、二小时通勤距离之外的地方生活及工作,并维持一个“性价比”较高的小康生活水平。而曼哈顿的高收入世界顶尖专业人士也可以在纽约大湾区内的郊区住大房子享受幸福稳定的家庭生活。这正是世界顶级湾区可以吸引并同时留住顶尖人才和一般工薪阶层的原因,也是香港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必须破解的一个关键瓶颈。

  香港世界级的服务业因为基础设施局限及地理空间限制而处于潜在产能发掘不够,而需求不断上升的状态。如果能有更好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和更灵活的医疗、金融和社会服务供给机制,香港退休居民及年轻的就业群体就可以突破香港的城市边界,在大湾区更为广阔的空间选择更好更多样的生活及工作环境。

香港的机会在哪里?

  展望未来,大湾区面临的挑战将有数量级的攀升,因为未来中国不仅需要微信、淘宝、高铁、航母、无人机,还需要青山绿水、幸福生活、高质量芯片及医疗、稳定公平的多边贸易投资金融体系、及和平的地缘政治环境等更富挑战的追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互联互通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与设想本质上不仅需要发展经济硬实力,还需要培育经济金融软实力,并通过软实力去正确地理解其它国家和地区的制度、文化、及利益诉求,并以多赢的方式完善现有国际贸易、投资、金融、及安全秩序。

  对于大湾区的内地城市来说,主要的瓶颈是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所需要的国际人才、国际资本、国际技术、国际公司及国际通行的制度与机制。

  创新的风险极高,99%的创新面临失败,正因为风险高,回报必须相匹配。而应对风险的唯一选择是合理地去分散并分担风险,这正是金融市场的作用,也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香港过去的成就表明,她的资本市场可以从全球以低成本高速度的融资来创造像腾讯这样最有发展潜力的上市公司。香港也吸引了全球高收入高净值专业人士作为工作及生活的首选地,因为她的教育、医疗、社区服务、治安、产权保护、法治等城市生活环境是世界一流。可以说,如果没有香港国际化的窗口,广东不可能发展出今天这样具有国际竞争力及创新能力的公司与城市。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乃至世界最有创新活力、最市场化、最国际化、最开放、最多元化的一个区域,理所当然地肩负未来中国走向国际舞台的一个重要实验室与支点。通过这个实验室与支点,中国在过去40年实现了融入全球供应链(外贸、外商投资、及制造业)、融入全球资本市场(红筹股、贬股、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融入全球法治体系(仲裁、会计、审计、金融监管)。

  在未来,中国还需要香港特区及大湾区发挥重要的实验室与支点作用,在两个重要的领域为全球经济、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突出贡献:一个是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另一个是国际科技创新体系,而这两个体系的改革都需要持续、深入、系统、开放、有竞争力的并从国家利益及全球经济与金融秩序的角度展开的试点与试错。

  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建设方面,一个重要的课题是如何将目前与美元挂钩的港币逐渐转变成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立的一揽子货币(即SDR,Special Drawing Rights特别提款权)挂钩,从而促使港币成为实际上的超主权国际货币,为未来大宗商品交易、一带一路离岸融资、数字货币创新打下基础。当未来世界经济中心东移到亚洲时,全球金融中心也有可能移到亚洲,国际货币金融的监管及标准制定也必须相应配合。

  在科技创新方面,未来最艰巨的国际竞争可能会在大数据及金融科技领域。而香港作为全球最开放并同时与西方及中国享有密切联系的独一无二城市,具有无限创新、搭桥转换、及制定规则与标准的潜力。

  可惜的是,香港的规模、政治、地产、与社会问题瓶颈有可能严重约束其面对未来的引领创新能力。因此,有必要通过粤港澳大湾区的协调发展来突破香港地理空间限制及内地城市的制度瓶颈。如果大湾区其它内地城市可以对标香港进行制度改革与创新,而香港又可以利用大湾区的广阔地理及市场空间,大湾区就有可能成为一个高质量的中国与世界共享的超级经济特区。

  在大湾区内部,除了协调各类软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有必要引入适当的区域间竞争机制来激发创造力。如果香港最有优势去做的事,因为其瓶颈制约,她不去做或做不成,怎么办?为了国家利益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内地城市也应该创造条件去做。在科技创新方面,深圳就是这样超过香港的,如大疆无人机虽然科技创新在香港,但公司的崛起是在深圳。

  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发展的真正挑战在如何降低制度的交易成本及市场竞争壁垒。中国经济在过去40年成功发展最重要的推力就是竞争,城市与城市竞争,公司与公司竞争,人与人竞争。竞争让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另一部分人却从中获利,也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但竞争是市场经济成功的关键。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就要是把整个湾区中最具优势的要素通过市场化的价值链整合起来。如果能够把大湾区中最具优势的资源整合在一起,毫无疑问这个湾区将是全世界最有竞争力的。

  但问题就在于,把这些优势资源整合并不容易,因为这当中有很多体制障碍。如果无法克服瓶颈和控制潜在体制风险,就无法发挥各个城市、各个公司、每个个人具有的比较优势。所以,到最后微观层面的瓶颈和潜在体制风险决定了大湾区的整体竞争力。而克服体制障碍最有效的改革就是设立经济特区。深圳特区的试验导致中国的体制在过去40年迅速地从封闭的计划经济转向了开放的市场经济。粤港澳大湾区这个超级全球经济特区的试点可以帮助中国与世界建立一个可以被广泛接受的国际贸易、投资、金融及货币秩序。

  我们要从历史背景和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思考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香港可以在哪些方面对国家发展战略做出贡献?我认为主要是两个:国际金融中心和“一带一路”国际发展实践。

  港交所已经收购了伦敦商品贸易交易所,如果香港的货币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厂顿搁挂钩,港币有可能变成一个超主权国际货币。而未来当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时,香港的国际商品交易市场有可能是在全球最重要的一个市场,这对国家发展战略、人民币国际化的贡献将会非常大。

  “一带一路”发展项目的所有融资都是跟海外有关系的,而香港是中国唯一的一个既跟海外没有任何交易障碍,又和国内紧密联系的离岸金融中心。香港最有条件发展成未来“一带一路”发展项目离岸融资中心。

  当考虑香港在国家发展战略上的作用时,我们千万要记住,香港的价值就在于其与内地不同的制度。如果香港跟内地一样,那它就没太多价值了。香港的法律制度、跟西方一致的经济制度等等,都是非常宝贵的,是内地大部分城市没法学、没法试点的。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中,我们需要维持香港跟内地城市的不一样。这样,香港像一条小船,跟在西方几大经济体的航空母舰后面,他们跑到哪香港就可以跟到哪,这对于中国经济与世界其它经济体的和谐发展非常重要。

  但是,相对中国经济的巨大规模,香港的人口、地理空间都太小,需要通过整合大湾区来扩大这个离岸经济体。而大湾区已经具备对标香港的能力。因此,中国需要的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进行制度创新,在经济开放、税收体制、金融监管、法律实践等重要领域将香港的好制度在大湾区内复制,建立一个属于中国与世界的超级经济特区,将大湾区升级为东西方贸易、投资、金融、与货币交流的现代化桥梁及平台,为国家发展及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

  (本文为作者为《金融经济》杂志所撰稿件,经作者授权发表)

  编辑:曹明明